电影《堕落天使》剧照
在王家卫的《堕落天使》里头，金城武饰演的儿子不知道哪里弄来一部摄影机锲而不舍的要替父亲拍下生活的片段，不少人都被这一幕所感动了，其中包括很多的电影导演，他们之中很多都已经做了父亲，然而他们对自己的父亲又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侯孝贤）我对我父亲其实没有讲过什么话，我印象里面非常少，我十三岁，我父亲就去世，他永远给我的感觉是坐在书桌前面，只要在家里，不是在写就是在看。
（李安）我父亲是非常传统老派的人，虽然他受西化比较近代的思想，他是有那种专制的开明。
（侯孝贤）我父亲没有那种直接的教育形式，但是父亲好像在旁边一直提醒你，他的提醒不是告诉你，是他的行为举。
（陈凯歌）因为幼年的时候，少年的时候对我父亲不了解，这种不了解造成了一种恐惧感，我对我父亲还是蛮恐惧的。
（蔡明亮）比较不像朋友，其实很难接近，我常常发觉甚至在他过世以后，有时回想起来才比较清楚的说他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要用你自己去联想。
（杨德昌）十六七岁自己比较懂事情，知道他很多一部分还是很人性的一面，小时候就被那个权威和距离感，会让你对他有很大一部分的想象和猜测。
（蔡明亮）其实这个父亲很有意思，我年纪越大越爱他。
（陈凯歌）他是在临去世之前大概两个小时，才有认出我来，很短暂的瞬间，但我只是跟他讲了几句话，我觉得他从这几句话里应该能得到安慰，能够很安详的离开这个世界，就是我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与你和为你而做的。
（李安）所以看到他变得衰老，变得对这个世界忿忿不平，或者看到他有无奈的一面的时候，甚至有不是我们那么值得崇拜人性的一面的时候，小时候不会发觉，好像偶像一样，对人生有很多的感触，一个感触就是世界没有什么不会变的，没有价值是不会变的。
导演：侯孝贤
有哪些电影父亲的印象对你来说比较深刻呢？
（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大部分是我对我父亲的感情，当然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第一个片段是父亲教儿子怎么做事情，第二个片段是，一年以后，儿子向父亲说，他应该做什么事情。他对我的期望基本上，希望我有一个很好的未来，做电影来讲，中国社会，都不会有一个好的未来。
（方育平）我是客家人，重男轻女，就把钱，最好的教育都给儿子，尤其是我的家庭，很希望几个儿子都读书，因为是唯一的出路，读大学，反而姐姐妹妹读书很棒，都没有机会。
那你怎么让让你父亲同意你做电影？
（方育平）其实我当时很不服气，我很疼我的姐姐她也很疼我，但他们为什么没有？所以有点反抗的心，可以说我是故意不听我父亲的话，就选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当时喜欢的就是“电影”。生前他都会说，我（方育平）什么都没有，别人都有很多的楼房，父亲也有五层楼，因为他有五个子女，爸爸都不用说，我妈也知道，他的心理就是常按时给他朋友听，其他家人听，其他亲戚听，我们算是一个很成功的家庭。
从《推手》、《喜宴》到《饮食男女》，李安的电影都表达了对父亲的尊重和敬意，其中“孝顺”、“无后为大”的讯息非常明显，有批评说李安所鼓吹的“服从”是对中国人性格的宿命的一种认同，也是儒家精神中父权至上的推崇，他自己同意吗？
（李安）其实我真是觉得我赞成进步，那我在电影里面用的反讽的手法，事实上最后不只是年轻人让一步，其实让步更多的是老年人，觉得父母还有人际关系，能够彼此相爱就足够了，不必要去制造一个阶级的观念，你一定要小的要服从大的，不是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个体，你都要尊重他，他的性向，他的喜好，他的任何东西，你都要尊重他，都要去接受他，这样大家才是一个在现代社会里面和平相处的一个基准，一种多元化尊重个体的基准，我觉得“孝顺”是一种过时的观念，当然跟中国人讲可能几百年还讲不过去，一种根深蒂固的存在里面，那么我们唯一的作品是反映一种惆怅的感觉，可是在我自己的思想里面，还有我自己的家庭生活里面，我已经不教小孩孝顺这种东西，他们不晓得，只要爱我就行了，彼此尊重就可以了。
电影《喜宴》剧照
在《喜宴》里头，赵文瑄所饰演的伟同，其实跟他的美国男朋友同居，为了要让来美国探访的父母安心，他被逼弄假成真的娶了一个妻子，还使她怀孕，电影的结局是父母分别知道了内情，却假装一切安好，也不向对方吭一声。
（李安）基本上我是一个开放结局，一个手势，他那个样子像投降也像妥协，也很像自由了，他非要男性主权的一个独尊的价值观念，必须要放弃的一种自由的象征，其实它有很多的象征意义，随便大家怎么去猜测，我想总是一种解放的感觉。
在《青梅竹马》里面，女主角蔡琴感到最悲哀的是当她发现将要寄托终生的男朋友侯孝贤，原来已经一步一步变成她父亲的影子，也就是她希望离开的亲人。杨德昌电影里悲剧很多都是由父亲的错误抉择所造成，这可是他自觉的吗？
（杨德昌）我相信都有，基本上就是很多事情，我们自己可以感受到的，创作者可以感受到的，我想很多跟我们一样的人可以感受到的，比如说对于“父权”，也就是潜意识的说， 就是垂直的强权的关系，其实一直在我们周围的，很不公平，不平等，平等不见得是正确的，我觉得很多不公允，譬如长女，甚至也有转换，一种转换成长子的方式，尤其我想在中国社会，这一百年由大家庭转变成小家庭的过程里面，会有这样新鲜的现象，对长女的那种期望是一种转换。
侯孝贤的电影也都是围绕着家庭的变迁，可以说是在家庭伦理里面管窥国家民族，但绝大部分都是从前的家庭。那侯孝贤是如何看待现代社会的家庭模式？以及中国男性在这个过程中的转变呢？
（侯孝贤）现在的空间里面，不是像以前说农业社会都聚集在一起，人和人的接触很多，现在在一个房间就能解决很多的事情，在房间看电视，看漫画，看电动，然后人跟人之间的交往因为越来越都市化，所有都是阻隔在水泥墙的范围，不像以前，你要跟人直接的接触，那这种东西会非常影响到人的性向上的发展，台湾整个经济都起来了，他们变得很有钱，小孩都在他们身边，那他们盯小孩盯的非常紧，盯的非常紧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因为是母亲盯的非常紧，所以小孩的个性上，因为跟人接触的又不多，就比较中性。
（蔡明亮）我觉得现在的男孩子的一种比较新的特质，只是本来有的，现在被挖掘出来，在性别的认定上，我觉得大城市，一些中国社会，比如台北，香港已经轻松的太多了，以台湾人来说，他其实那个家庭已经变了，那个结构已经不像农业社会的那个时候，譬如说完全以父亲为主。
侯孝贤跟李安都已经做了父亲，我对他们这些人在生活中如何扮演这个角色感到好奇。
（侯孝贤）对儿女，我只要求一点，就是人格，就是要有一种韧性，你碰到挫折后能够起，能够再爬起来。这个健全了以后，你看能不能带他们进入另一个空间，比如说我刚才讲的文字，或者和自然接触的空间。
（李安）我销售的那种家庭教育或伦理的那种价值观念，输入给他们就很困难，照比较西化的方式进行，给他们自由，注意他们的发展，不要去干涉他们。
导演：蔡明亮
蔡明亮导演的《青少年哪吒》和《爱情万岁》，主角都是一个寻找大哥哥的青少年，从父亲到兄长，那蔡明亮心目中，这两个男性形象在父权这个题目上代表了怎样的分别呢？
(蔡明亮)哥哥比较亲近一点，就是有一个朋友的关系在里面，父亲在中国的家庭里面可能没有。
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都会有情欲的投射，你觉得是不是哥哥有一个缓冲空间？而父亲是完全没有禁忌？
（蔡明亮）我觉得人的情欲的过程，就是成长的情欲过程，蛮有意思的，如果一个小孩爱上他爸爸，男的爱上爸爸，或者女的爱上爸爸，都蛮恐怖的，可是兄妹的那种，或者是弟弟有一天突然有天觉得他哥哥很棒，喜欢了哥哥，这个东西蛮普遍，好像很多人的身边都可能发生过。
在《爱情万岁》跟《青少年哪吒》里面，李康生演的都是充满了焦虑的年青人，画面所看到的是两处电影的两张床，一张是无论躺在上面或者是躲在下面他都得不到满足，另外一张使他看到外面的世界，那里有他千方百计要吸引注意的另外一个男孩子。
（蔡明亮）人成长的过程，都是在找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所以哥哥可能跟自己有些地方也蛮像的，其实我在拍《青少年哪吒》，我觉得李康生和陈绍荣他们，其实我一直在强调的，并不是他们有很大的不同，可能是环境有点不一样，成长的过程不同，但他们有很多同质性，叛逆之类的有很多接近的东西。
(焦雄屏)那其实是跟台湾的发展有很大关系，因为我觉得台湾从70年代，中小企业起来以后，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到都市里，所以他们一时都切断跟他们过去传统的关系，也切断了跟很多以往家庭的价值和观念，所以出现非常多适应困难的这些青少年在彷徨和迷失中间找不到自己生活的定。
张元的《广场》是一部用平常心来观察北京天安门的纪录片，他对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变化与未来，提出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生育政策所带来的家庭结构改变。
（张元）因为过去实际上，在中国的大家庭生活当中，父亲往往是中心，到今天的生活当中，因为只有一个孩子，所有很多的家庭生活都以这个孩子为中心，就是现在中国经常提到一个词叫“小皇帝”，实际上这一个孩子就是家庭里的“小皇帝”，特别是生的一个男孩，这些孩子他们更加需要朋友，或者说那种孤独感更加明确，父母亲溺爱孩子的这个现象也特别多，实际上也面临着一个教育问题，这种状况下对于孩子自己本身的发展上，或者说本身的生活上回有很多问题，他以后怎么样去面对复杂的社会，怎么样去面对周围的人际关系。
张元的电影一向关注到社会上的边缘人物，比如说残障儿童的母亲，中国的地下摇滚青年，还有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父亲和他的家人等等，以这些问题的人为题材，到底让张元本人又找到一些什么样的答案呢？
(张元)在做第一个电影的时候，我是完全不自觉的，在做的过程当中，我才发现自己在很多的意识和感觉上，我已经开始主动去选择这种题材，在边缘的这种家庭当中，或者这种边缘的性格当中，我希望找到这种对立，这种与社会对立的东西，更突显社会转型当中的意义，实际上我觉得在影片当中，当你把这种边缘形态中的这种人的性格和他们形象慢慢突显出来的时候，这是这个社会某一种状态完整的表现。
在《北京杂种》最后一场戏的里面，我们好像跟男主角一样的彷徨，迷惑，他的头剃光了，是不是代表他曾经被关到监狱里去呢？他跟有了他孩子的旧时女朋友见了面，他知不知自己已经做了父亲？还是女孩子把心一横，去吧孩子拿掉算了？类似的情绪其实不单笼罩着一个北京青年的心头，而是整代正在经历现代化的中国年青人。张元的新片《东宫西宫》写一对男同性恋者充满了施虐跟受虐的爱情关系，我问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
（张元）我觉得实际上这种性取向的选择，或者这种表现同性恋的东西，实际上我觉得也正是社会上最边缘的那一类人，实际上也是对于那种最常规的、最主流的那种社会形态的挑战。
导演：徐克
环顾中港台的所有导演，我想徐克是对“变性”跟“易装”是最感兴趣的一位了，譬如说《刀马旦》、《东方不败》，还有《梁祝》，徐克的擅长是由“性别”或是“性向”疑云阵阵作起跑点，最后又是在“异性恋”才是唯一正确的前提下跑完全程，既然结局那么坚持所谓正常的“异性恋”，那么为什么他偏偏又要以“性别”跟“性向”的混淆来出题目做文章呢？
(徐克)实际上《东方不败》这个故事是讲一个变性人，但是如果你如果所谓“性别倒错”的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在60年代那段时间，我们处于一个较多运动的年代，同性恋运动，女权运动，黑人的民权运动，每个人去争取人作为人在社会里、在世界上的地位和权利，一些讲同性恋的电影，它的感动不是因为他是同性恋，以为他是人，他有权利去做他应该做的东西，从我自己角度接触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是用我主观去看我自己的世界。比如说《梁祝》，《梁祝》同我的关系是什么呢？因为我初恋时去看《梁祝》，那形成了我对初恋的感觉，这可能用了我的角度去看。
在《梁祝》里面，同时形容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波动，爱情感觉，同性恋之间就叫做“虚”，异性恋之间就叫做“实“，这两个词一听就带有明显的褒贬和价值判断，其实徐克对两个词有没有特别的想法呢？
（徐克）我不知道该怎么讲，我经常都想找一个，因为我们现代社会讲究“曲”和“直”，我也不知道该用什么。算是好或是不好的意义，那“实”就是“真”，“虚”就是不真，可能就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但我总觉得“虚”的爱情浪漫过“实”的爱情，这段感情很美的，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一个女人，男人变了女人之后，梁山伯的态度，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处理。
在传统的《梁祝》戏曲里面，十八相送是祝英台向梁山伯穷其心思暗示爱慕的段落，游戏玩了一个又一个，规则就是祝英台不能揭穿自己的女性身份。但是徐克版本的《梁祝》却安排梁山伯一早就识穿了祝英台是女儿之身，而且在十八相送的时候就发生了肉体关系，本来是家喻户晓，心照不宣的一个同性恋故事，徐克却把它转化成绝对的异性恋，要是有人批评他剥夺了同性恋者的集体回忆和神话来巩固异性恋，徐克会如何答辩呢？
（徐克）我有两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第一个角度是我好想进入了这个世界里面，我觉得我如果是梁山伯，我回去见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他是一个女人，我不会觉得因娶不到这个女人而气死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强烈的爱情，梁山伯来讲，他那种强烈爱情，他爱的是在学校的祝英台，而不是回到祝家的祝英台，这个感觉我很混淆，那我就要捉一个很我自己的看法，如果是梁山伯，如果我在这种情况下我会怎样？第二个角度就是我的主管愿望，是什么也不理，发生了关系再说，男女初恋是要有结果的，要发生很多事情的，那我就把他们硬要发生关系。
对我来说，在林青霞那么多易装跟变性的电影角色中，《东邪西毒》里的慕容兄妹是最为动人的。若是没有林青霞，徐克会不会开展他的一系列性别主题电影呢？
（徐克）其实我一向的电影，都有这样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林青霞是男孩子，其实她跟其他女孩子是有很大不同的，她好似一个很潇洒的男孩子，不过她是一个女孩子，如果没有林青霞，都应该可以找到其他人做这种角色，只不过林青霞太方便，在身边就找了她。
你觉得她的特质在哪里呢？
（徐克）她有一个形态的，看你怎样把这个形态改变，因为你要把她的人物扭曲，极端夸张是好看的，如果顺着她的人物去，可能所出来的东西没有扭曲。
（罗卡）林青霞是一个女孩子，我喜欢她，她有一种吸引人的女性的魅力，而不是因为她扮演男性，那样好像又男又女，她吸引我都因为她是女性，我觉得就算她怎样扮，她还是一个很美的女孩子。
女扮男装的林青霞早已成为一个“现象”，曾经在《霸王别姬》中男扮女装的张国荣，对这个现象会有什么看法跟想法呢？
(张国荣)这种现象就是讲中国人的道德观念问题，我觉得女人扮男人，比男人扮女人要容易的多，女人扮男人不知道为什么很快就有很多借口给他们，很多人就会说她是女人，所以她扮男人欣赏，但如果是男人呢，有两成不像，就会说恶心，这个就是很中国人的道德问题，但是你问我林青霞是不是扮演男人角色很成功，我觉得不是，对不起，她是我好朋友，但是很抱歉，她真的不是很成功绝对很让我信服，她是一个男人，唯一就是，她很美丽。
女演员反串，易装而大受欢迎，是十分普遍的一件事，反过来男演员扮女人之后，都会有连串的困扰，除了性向，他的男性尊严也一并受质疑，这种眼光有没有投射到张国荣身上呢？
（张国荣）在我拍戏的时候，给人感觉形象出来都很阴柔，所以一直当然有很多这样的传言，但可能好像你所讲的时代的问题，时代变了，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很多人不再管你，是不是？不管追究到底，每个细节，你是做什么呢？他们只希望看到银幕上好看，就觉得已经可以过关，但是问题是做人是要很公平才可以，如果女人扮男人可以接受，有很多人去看的时候，男人扮女人都应该接受。
（焦雄屏）我觉得到了90年代，大家已经到了一个这个性的禁忌或者道德观念，开始有了比较多的解禁的状况，包括如果有同性恋倾向，如果有性的一般价值以外的一些性异常的倾向，我觉得在社会上都有比较开放性的并立结果，因此我觉得林青霞这个形象来讲，她并不见得所有人都热爱，崇拜或仰慕的对象，而是她这个形象出来充满了自我肯定的自主性，就是我今天可以选择不像以前受社会规范的我的性别的选择，形象的选择。在90年代很多喜欢做中性打扮，我觉得是非常性格自主性的，是一个强势的个人主义的时代。
电影《霸王别姬》剧照
“性别倒错”其实早就存在于中国的传统戏曲里面，是我们成长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譬如任剑辉，我的母亲一直都是她的戏迷，中国人所谓的“胎教”很可能就是提现在我母亲怀着我去看任剑辉的时候，她是广东粤剧历史上最著名的反串小生，她的影像不断在电视、杂志、报纸上出现，小时候的我不知不觉就认同了“性别”不一定是一个禁忌，其实也可以是一场游戏。
（徐克）性别调动的方面，中国人很喜欢的，比如说看任剑辉，白雪仙，我们完全接受，好像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世界电影历史上来说，有没有这样的处境呢？我就觉得不多见，好像有些人讲，我想看看任剑辉是谁？因为任剑辉太受欢迎，我拿任剑辉的照片给他看，你们可以接受这个是男人吗？我们讲可以接受她男人，因为我们愿意接受她这个角色是做了男人。
（罗卡）任剑辉是一个反串，但是她的体态，她的唱功，她的功架，我觉得只是一个形象，她能够做到古代的才子，有时是风流才子，有时是落难才子，或者是文人的形象，可以令我信服是一个比较没有了性别的形象。
对于我的母亲来说，任剑辉到底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呢？
（关锦鹏母亲）完全当她是男人。如果不是带着那么多孩子，都会去追求，当时有很多报纸，有她的生活照片都全部剪下来，用日记本贴满了她的照片。
任白在舞台上合作四十多年，他们台下也是生活在一起，直到1989年任剑辉去世，据我所知，一直生活在一起，你们在当时的观念有没有觉得奇怪，不可接受？
（关锦鹏母亲）对我来说，就没有不接受，都觉得蛮好，她们两人很登对，
在我还没懂性的时候，你带我去看电影，会是看什么电影比较多？
（关锦鹏母亲）看古装的歌唱戏，任剑辉，芳艳芬，白雪仙，不过芳艳芬比较多。
会不会说男人怎么不拍多一些阳刚些的戏？自己的儿子拍一些女人的戏呢？
（关锦鹏母亲）我感觉没有什么不对，我也喜欢你这样，各人有各人意愿，他愿意排泄什么，或者你嗜好这样拍，我都很接受。我不会奇怪你经常拍女人戏，各人有各人的志向，不能够因为人说话，就不拍的。
其实你现在接受我跟威廉的关系吗？
（关锦鹏母亲）无所谓啦。把你当做女儿就当做嫁了，把你当做儿子就当做娶了老婆，就是这样。若我不接受，就不会在这里住，我现在的观念不会是一定要传宗接代，一定要生儿子，我现在看的很开。
特别我是长子，你没有那种传统的思想？
（关锦鹏母亲）没有那种传统。很平常，现代的社会，有什么所谓。我又不紧张，一定要孙儿，还一定要男孩，一个人有了事，闭了眼就什么都不知道，很简单，真的很简单。（拿起手帕，眼泪潸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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