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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失望导演”竞争白热化 郭敬明张之亮邓超暂居前三甲

日前，第六届“金扫帚奖”投票环节已经从1月15日正式开启，截止日期为2月15日，为期一个月。本届“金扫帚奖”共设9大投票平台，除了传统的网络投票外，还增加了微博以及微信等新媒体投票平台。届时，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在各大门户网站、视频网站、新媒体平台为心目中的“最令人失望”的提名名单投票。

郭敬明二进宫

能否蝉联“最令人失望导演”成谜

本届“金扫帚奖”“最令人失望导演”奖项提名中，共有郭敬明（《小时代3》）、邓超（《分手大师》）、张之亮（《白发魔女传之明月天国》）、王晶（《澳门风云》）、吴宇森（《太平轮（上）》）、刘镇伟（《大话天仙》）、高希希（《露水红颜》）、蔡岳勋（《痞子英雄2》）、邹佡（《一生一世》）、罗永昌等（《冰封：重生之门》）等10位导演入围。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网络以及新媒体投票平台数据显示，上一届获得“最令人失望导演”称号的郭敬明再次因执导《小时代3》入围，并且在多个投票平台得票率都暂时居于榜首。紧随其后的是因执导《新白发魔女传》的香港导演张之亮，以及首次执导电影的邓超、高希希。据悉，“最令人失望导演”共有10位导演入围，最终会有五位导演晋级。从目前得票的情况看，郭敬明、张之亮、邓超晋级的可能性非常大，当然最终结果还得以最后统计的票数结果为准。

每年“金扫帚奖”个人入围奖项一直颇受诸位导演、演员“关注”。该奖项发起人程青松表示，其实很多导演、演员很忌讳“金扫帚奖”，并不想获奖。“所以，从第三届开始，每当进入到‘金扫帚’阶段，都会遇到通过各种渠道找来公关的获奖的导演、演员，但是本着公平的原则，我们都拒绝了。”程青松更是笑称，“每年从开始投票到颁奖结束，我们工作人员基本都是处于‘闭关’状态。”

投票链接：第六届金扫帚奖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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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第六届“金扫帚奖”已经正式启动。该奖项投票通道已于1月15日开通，2月15日正式结束，为期一个月。本届“金扫帚奖”共设9大投票平台，除了传统的网络投票外，还增加了微博以及微信等新媒体投票平台。届时，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在各大门户网站、视频网站、新媒体平台为心目中的“最令人失望”的提名名单投票。

纵观各入围名单，今年“最令人失望女演员”竞争尤为激烈。截止到记者发稿前，“金扫帚奖”投票已经进行10天有余，既有杨幂、景甜等“金扫帚奖”常客暂居“最令人失望女演员”榜单前列，也有ANGELABABY、黄圣依、刘亦菲奋“票”直追。

本届“金扫帚奖”“最令人失望女演员”奖项提名中，共有杨幂（《小时代3》、《分手大师》）、景甜（《澳门风云》）、倪妮（《匆匆那年》）、黄圣依（《冰封：重生之门》）、刘亦菲（《露水红颜》、《四大名捕大结局》）、白百何（《整容日记》）、ANGELABABY（《黄飞鸿之英雄有梦》）、高圆圆（《一生一世》）、陈意涵（《坏姐姐之拆婚联盟》、《闺蜜》）、刘诗诗等（《深夜前的五分钟》）等10位女演员入围，最终，综合各投票平台票数之和最多的5位女演员将晋级。

截止到记者发稿前，根据微博投票数据显示，得票最多的五位女演员依次是：杨幂、景甜、黄圣依、ANGELABABY、白百合。在网络投票方面，以某视频网站为例，排在前五位的则为杨幂、刘亦菲、景甜、ANGELABABY、倪妮。在其他投票平台，杨幂、景甜得票也均名列前茅，尤其是杨幂，几乎占据所有投票平台榜首。杨幂能否再次捧走“最令人失望女演员”奖杯，能否出现在颁奖礼现场，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三年前，ANGELABABY就已经“获”得过“金扫帚奖”。原来，当年在电影《全球热恋》中，“金扫帚奖”发起人程青松曾在片中客串，就已经为ANGELABABY饰演的黄牡丹颁发过“最令人失望女演员”奖。没想到当年电影中的情节，竟然成了现实，ANGELABABY真的获得了“最令人失望女演员”提名。如果ANGELABABY真的获奖，那可真的是一语成谶，届时ANGELABABY能否像黄牡丹一样会现身颁奖礼现场，就不得而知了，只能待选票最终统计出来后，大家拭目以待了。

“金扫帚奖”发起人程青松表示，“最令人失望导演”、“最令人失望中小成本电影”领奖人现身颁奖礼现场已经出现先例，但是“最令人失望演员”奖还没有出现领奖者。“说实话，男女演员来领这个奖，确实需要莫大的勇气。但是我相信，如果他（她）现身前来领奖，一定会受到大家的尊重和掌声。”

日前，第六届“金扫帚奖”已经正式启动。该奖项投票通道已于1月15日开通，2月15日正式结束，为期一个月。本届“金扫帚奖”共设9大投票平台，除了传统的网络投票外，还增加了微博以及微信等新媒体投票平台。届时，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在各大门户网站、视频网站、新媒体平台为心目中的“最令人失望”的提名名单投票。

纵观各入围名单，今年“最令人失望女演员”竞争尤为激烈。截止到记者发稿前，“金扫帚奖”投票已经进行10天有余，既有杨幂、景甜等“金扫帚奖”常客暂居“最令人失望女演员”榜单前列，也有ANGELABABY、黄圣依、刘亦菲奋“票”直追。

本届“金扫帚奖”“最令人失望女演员”奖项提名中，共有杨幂（《小时代3》、《分手大师》）、景甜（《澳门风云》）、倪妮（《匆匆那年》）、黄圣依（《冰封：重生之门》）、刘亦菲（《露水红颜》、《四大名捕大结局》）、白百何（《整容日记》）、ANGELABABY（《黄飞鸿之英雄有梦》）、高圆圆（《一生一世》）、陈意涵（《坏姐姐之拆婚联盟》、《闺蜜》）、刘诗诗等（《深夜前的五分钟》）等10位女演员入围，最终，综合各投票平台票数之和最多的5位女演员将晋级。

截止到记者发稿前，根据微博投票数据显示，得票最多的五位女演员依次是：杨幂、景甜、黄圣依、ANGELABABY、白百合。在网络投票方面，以某视频网站为例，排在前五位的则为杨幂、刘亦菲、景甜、ANGELABABY、倪妮。在其他投票平台，杨幂、景甜得票也均名列前茅，尤其是杨幂，几乎占据所有投票平台榜首。杨幂能否再次捧走“最令人失望女演员”奖杯，能否出现在颁奖礼现场，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三年前，ANGELABABY就已经“获”得过“金扫帚奖”。原来，当年在电影《全球热恋》中，“金扫帚奖”发起人程青松曾在片中客串，就已经为ANGELABABY饰演的黄牡丹颁发过“最令人失望女演员”奖。没想到当年电影中的情节，竟然成了现实，ANGELABABY真的获得了“最令人失望女演员”提名。如果ANGELABABY真的获奖，那可真的是一语成谶，届时ANGELABABY能否像黄牡丹一样会现身颁奖礼现场，就不得而知了，只能待选票最终统计出来后，大家拭目以待了。

“金扫帚奖”发起人程青松表示，“最令人失望导演”、“最令人失望中小成本电影”领奖人现身颁奖礼现场已经出现先例，但是“最令人失望演员”奖还没有出现领奖者。“说实话，男女演员来领这个奖，确实需要莫大的勇气。但是我相信，如果他（她）现身前来领奖，一定会受到大家的尊重和掌声。”

日前，第六届“金扫帚奖”已经正式启动。该奖项投票通道已于1月15日开通，2月15日正式结束，为期一个月。本届“金扫帚奖”共设9大投票平台，除了传统的网络投票外，还增加了微博以及微信等新媒体投票平台。届时，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在各大门户网站、视频网站、新媒体平台为心目中的“最令人失望”的提名名单投票。

纵观各入围名单，今年“最令人失望女演员”竞争尤为激烈。截止到记者发稿前，“金扫帚奖”投票已经进行10天有余，既有杨幂、景甜等“金扫帚奖”常客暂居“最令人失望女演员”榜单前列，也有ANGELABABY、黄圣依、刘亦菲奋“票”直追。

本届“金扫帚奖”“最令人失望女演员”奖项提名中，共有杨幂（《小时代3》、《分手大师》）、景甜（《澳门风云》）、倪妮（《匆匆那年》）、黄圣依（《冰封：重生之门》）、刘亦菲（《露水红颜》、《四大名捕大结局》）、白百何（《整容日记》）、ANGELABABY（《黄飞鸿之英雄有梦》）、高圆圆（《一生一世》）、陈意涵（《坏姐姐之拆婚联盟》、《闺蜜》）、刘诗诗等（《深夜前的五分钟》）等10位女演员入围，最终，综合各投票平台票数之和最多的5位女演员将晋级。

截止到记者发稿前，根据微博投票数据显示，得票最多的五位女演员依次是：杨幂、景甜、黄圣依、ANGELABABY、白百合。在网络投票方面，以某视频网站为例，排在前五位的则为杨幂、刘亦菲、景甜、ANGELABABY、倪妮。在其他投票平台，杨幂、景甜得票也均名列前茅，尤其是杨幂，几乎占据所有投票平台榜首。杨幂能否再次捧走“最令人失望女演员”奖杯，能否出现在颁奖礼现场，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三年前，ANGELABABY就已经“获”得过“金扫帚奖”。原来，当年在电影《全球热恋》中，“金扫帚奖”发起人程青松曾在片中客串，就已经为ANGELABABY饰演的黄牡丹颁发过“最令人失望女演员”奖。没想到当年电影中的情节，竟然成了现实，ANGELABABY真的获得了“最令人失望女演员”提名。如果ANGELABABY真的获奖，那可真的是一语成谶，届时ANGELABABY能否像黄牡丹一样会现身颁奖礼现场，就不得而知了，只能待选票最终统计出来后，大家拭目以待了。

“金扫帚奖”发起人程青松表示，“最令人失望导演”、“最令人失望中小成本电影”领奖人现身颁奖礼现场已经出现先例，但是“最令人失望演员”奖还没有出现领奖者。“说实话，男女演员来领这个奖，确实需要莫大的勇气。但是我相信，如果他（她）现身前来领奖，一定会受到大家的尊重和掌声。”

回顾 2011

　　《青年电影手册》年度华语十佳影片

《桃姐》

《赛德克?巴莱》

《钢的琴》

《最爱》

《郎在对门唱山歌》

《HELLO！树先生》

《夺命金》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岁岁清明》

《星空》

　　《青年电影手册》年度纪录片

《归途列车》

　　《青年电影手册》年度杰出成就奖

朱旭(《我们天上见》)

　　《青年电影手册》年度导演

章明(《郎在对门唱山歌》)

　　《青年电影手册》年度女演员

秦海璐(《钢的琴》)

　　《青年电影手册》年度男演员：

王宝强(《HELLO!树先生》)

　　《青年电影手册》年度新人

吕星辰(《郎在对门唱山歌》)

　　《青年电影手册》年度推荐演员

谭卓(《HELLO树先生》)

最令人失望影片：《白发魔女传之明月天国》、《小时代3：刺金时代》、《分手大师》

最令人失望中小成本影片：《爸爸去哪儿》、《大话天仙》、《整容日记》

最令人失望导演：张之亮（《白发魔女传之明月天国》）、郭敬明（《小时代3：刺金时代》））

最令人失望编剧：郭敬明（《小时代3：刺金时代》）

最令人失望男演员：甄子丹（《冰封：重生之门》、《西游记之大闹天宫》）

最令人失望女演员：杨幂（《小时代3：刺金时代》、《分手大师》）

《青年电影手册》2014年“年度华语十佳”各奖项获奖名单：

《青年电影手册》2014年度“年度华语十佳”影片：《推拿》、《冰毒》、《绣春刀》、《白日焰火》、《一步之遥》、《军中乐园》、《忘了去懂你》、《回光奏鸣曲》、《人间·小团圆》、《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VAN》

《青年电影手册》2014年度导演：娄烨（《推拿》）

《青年电影手册》2014年度女演员：陶虹（《忘了去懂你》）

《青年电影手册》2014年度男演员：郭晓冬（《推拿》、《忘了去懂你》）

《青年电影手册》2014年度新导演：权聆（《忘了去懂你》）、钱翔（《回光奏鸣曲》）

《青年电影手册》2014年度编剧：易智言（《行动代号：孙中山》）

《青年电影手册》2014年度突破表演奖：黄璐（《推拿》、《云的模样》）、黄轩（《推拿》、《黄金时代》）

《青年电影手册》组委会特别奖：潘婕

最令人失望女演员奖

杨幂《小时代3刺金时代》、《分手大师》

 

早在2013年杨幂第一次问鼎金扫帚影后的时候，我们就提醒过高产的大幂幂：同样是勤勤恳恳，原地打转的是磨面的小驴，一路向前的才是千里之马。事实证明，杨幂依然高产，而且还学会了自黑，只是演技还在原地转圈，依然浮夸而浅薄。我们不禁要问：你没事儿吧？你没事儿吧！没事儿就多练练自己的演技，让自己成为一个内外兼修，无懈可击的影后！

最令人失望男演员奖

甄子丹《冰封：重生之门》、《西游记之大闹天宫》

 

甄子丹曾凭借电影《叶问》系列获封“新功夫之王”的美誉，然而随着电影《特殊身份》、《西游记之大闹天宫》以及《冰封：重生之门》的上映，又获得了“烂片之王”的称号。在电影《冰封：重生之门》中，甄子丹以他不思进取的演技，一如既往的扑克脸和cosplay式的造型招黑无数，在第六届金扫帚奖最令人失望男演员奖评选中拔得头筹，获得影帝！

最令人失望编剧奖

郭敬明《小时代3刺金时代》    

 

作为小说《小时代》的原作者，郭敬明在将自己的作品搬上大银幕时，也改动不少，只是这些改动让不管是原著党还是只看过电影的观众都觉得乏善可陈。在第三部中，电影情节依然延续着撕逼—和好—分组撕逼—再次和好的狗血模式，让观众感受到无论时代姐妹花决裂到什么程度，在电影结束前，他们都会一键还原，和好如初，因为他们还有下一部。

最令人失望导演奖

张之亮《白发魔女传之明月天国》

影片《白发魔女传之明月天国》前半段呈现出了梁羽生作品中明末清初乱世的时代背景，但在后半段导演张之亮非常明显的无法合理掌控这个有着恢弘史诗感多线穿插的电影，不善于把控有着严谨逻辑的历史剧，仅能描绘快意恩仇的江湖，导演张之亮没能收放自如，弄了个虎头蛇尾，让人颇感失望和遗憾，演员的表演也浮皮潦草，导演难逃此咎。

郭敬明《小时代3刺金时代》    

 

如果说拍《小时代1、2》时候，导演郭敬明还在摸索，尚存一丝谦逊之心的话，那到了第三部，踩着前两部的高票房，郭导仿佛已经走火入魔。电影开篇用将近15分钟来播放四女主在罗马游玩的时尚大片，而后尝试着讲故事的郭导却依然将故事讲得七零八落。如果说服装造型粗制滥造，会毁掉一部电影的话，那拍电影只为衬托它的精致衣帽，同样不可理喻。

最令人失望中小成本影片奖

《爸爸去哪儿》

耗时五天拍完，狂卷6.99亿票房的《爸爸去哪儿》大电影引发了业界关于“这到底是不是电影”的大讨论。金扫帚认为，这种在大银幕上映的一期综艺节目对中国电影生态及发展没有任何积极作用，而这种超高票房也会是昙花一现，望前赴后继者小心谨慎。电影是神圣的，需要电影人有敬畏和虔诚的态度。

《整容日记》

摄影一塌糊涂、剪辑乱七八糟、故事不知所云、演员手足无措，《整容日记》这电影唯一值得称赞的地方，就是片长只有80几分钟，刚好在忍耐力到达极限时戛然而止。而本片最好看的镜头是片头陈可辛监制几个大字。剩下的只是一片茫然，加上一声叹息。《整容日记》啊《整容日记》，你也真该好好整整再来见观众！

《大话天仙》

《大话天仙》是一部豆腐渣工程烂尾电影，当年拍摄中途因资金短缺导致停拍，导演和演员纷纷放弃，后来出品方硬是另起炉灶找替身完成了电影。所以影片到后半部分不但情节大乱，而且演员连正脸都没有。导演刘镇伟不得不澄清这电影跟他没半毛钱关系。可是出品方，你们这种节操碎一地，恬不知耻的圈钱行径也真算得上是烂片界的楷模，骗钱圈的标杆了吧！

最令人失望影片奖

《白发魔女传之明月天国》

《白发魔女传之明月天国》贪多求全，开篇埋下诸多伏笔，结尾却都草草了事，烂尾收场。剧情上的撒泼耍赖，再加上人物塑造的极其不鲜明，让武侠魔幻片秒变琼瑶剧，练霓裳化身超级赛亚人。观众怀着感动的心情进场，结果却看了一场闹剧。

《小时代3》

《小时代3》就是一段罗马风光宣传片加一场毫无逻辑的撕逼大战。电影延续着前两部的浮夸和肤浅，延续着PPT式的画风和MV式的节奏，当然也延续了一如既往的吸金能力。也正如此，金扫帚很担心，这样下去，我们的电影市场会不会像《小时代》电影第四部的片名一样，走到《灵魂尽头》？！

《分手大师》

《分手大师》是一部剧情堆砌不合理，逻辑混乱不着边，通篇都在哗众取宠的低俗喜剧，这也是导演兼主演邓超一个人的变装秀、耍宝秀、搞怪秀和出丑秀。拿肉麻当有趣，把粗俗当笑料，一个劲儿地咯吱观众逗观众笑，显得十分不高明。

　　王小帅的电影之旅

　　对话者：王小帅  程青松  黄鸥

　　王：我几个月就离开上海了，那时候我妈工作的工厂迁到贵州去了，是在1966年。在贵阳边上的一个区。军工厂那时候都内迁，我爸跟了过去。其实我爸挺可惜的，他原来是留上戏的。

　　程：那他怎么会迁到工厂去呢？

　　王：我妈在工厂里啊，她响应号召，我爸也就跟了过去。我爸把上戏扔了，所以我觉得这事肯定让他比较受刺激。

　　程：你爸到工厂做什么？

　　王：没有，他跑到贵州省京剧团去了，当京剧导演，导演样板戏去了，挺怪异的。

　　程：你那时候去看吗？

　　王：看，小时候去看，印象很深刻的。尤其是《沙家浜》，台上打枪嘛。

　　黄：爸爸在京剧团，妈妈在工厂，不在一起？

　　王：不在一起。最近我回去过一次。特近，就在郊区，有点像北京到通县那个距离，那时候山路都是那样曲里拐弯的，又没路灯，觉得离贵阳远着呢。后来我爸到武汉当兵了，武汉军区话剧团。

　　黄：你们家几个孩子？

　　王：两个，我和我妹妹。我是生在上海的，我妹妹差不多是在贵阳长大，不过她是在北京出生的。北京生完又回贵阳。我妈妈生我妹妹的时候我一块到北京来。

　　黄：你陪着妈妈到北京？

　　王：不是，我妈快要生我妹妹时贵州没人照顾我，就把我先送过北京来。我们家有亲戚在北京。那时候生孩子老觉得要找个好医院，就决定生在北京，先把我从贵州带过来。我那时候小，弄了个标记在胳膊上。我就绑着那个东西上火车，贵阳这边同时发电报到北京。

　　程：还弄一个标志？北京的亲戚不认得你？

　　王：对，不认得。我妈妈那家工厂的一个职工带着，这边让我外婆来接。发了一个电报："帅几月几日到京，望接"。这个电报就给公安局截住了，以为是什么，如临大敌。

　　程：成《黑炮事件》了。

　　黄：你外婆没接到你？王：没接到，就把我们扣在那儿了。后来他们才告诉我，等我们上了火车，还没出贵州省就开始全程监控了。

　　程：监控你爸爸？

　　王：不是，监控"帅"啊。你想，一个叔叔带着我，而且那个叔叔好像是东北人，个儿特高，穿个呢衣服，戴着鸭舌帽，那时候那形象，加上我胳膊上的一个标记，暗语。什么感觉啊？于是就全程监控，一直监到北京。下火车就没让我们出去，直接带到一个地方。我对那时候有印象，我大概4岁多一点。

　　程：没见到外婆就给你带到哪儿去了？

　　王：我记得印象特深，北京站一个公安的办公室里，巨大，特高，那时我小嘛，看着那个办公室就是那样的感觉。而且我还生着病。然后就盘问半天，那个带我的叔叔就解释。后来我舅舅来了，外婆也来了。全赶过来才算解释清楚。解释清楚还不行，先放回家，放回家之后我外婆说到家之后，我们住的那个地方，老有便衣，后来看看没发现什么情况才算了。

　　程：后来再回贵阳去是因为工作，还是你比较怀念那个地方？

　　王：我特怀念，因为可能我记事比较早，如果追到最早的记忆，我三岁就有印象了，我在贵阳一直长到13岁。

　　程：贾樟柯和章明一直都在自己的家乡拍电影。你好像还没有回去拍过？

　　王：我一直想拍。童年的时候还是比较好玩的，因为我们住的山里面有当地的人，又有小学校和工厂。跟当地人的事情，家里的事情，印象多，记忆多。那时候的小孩多，厂里的事也多，自卫反击战开始后1978年我家才离开那儿。

　　程：你不是准备去贵阳拍新片吗？

　　王：对呀，我有两个剧本都是发生在那儿的，有一次差点拍了。我回去了一次，其实还不如不回去。有时候人的记忆反而很美好，一回去……

　　程：什么都变化了？

　　王：什么都没变，就是人变了。当年两千多人挪过去把那片山给占了，小学校里说的全是上海话。我从小就说上海话，现在还能说。我以为他们也还说，回去的时候我跟他们说上海话，都没人理我，一点反应都没有，全是贵阳话。整个给我弄蒙了，真是受重创，我都傻了。

　　程：是不是他们都被同化了？

　　王：完全同化了，三十六七年，快40年了。

　　黄：这些人不是有政策可以回上海吗？

　　王：惟一出来的全是后来自己跑出来的，跑温州跑什么的自己跑出来的。像我们家就是我爸调出来才离开工厂的。我原来打算要拍的那个戏里面写的是五家人，是那个厂里的。那时候的情形现在想想还挺可怕的。那时候还没开放，什么自由职业啊，什么停薪留职啊，什么说法都没有，调动和迁移必须都要户口档案。可这五家就跑了，有一家是我的一个老师，叫沈菊英。她是从小学到中学最喜欢我的一个老师，我也喜欢她，出来到北京后好多年还给他们写信。结果就是他们家，我不知道他老公那时候是车间的党支部书记，领着四家人策划好，半夜三点多钟，提前约好了车子，解放牌大卡车，开到厂，走了。第二天厂里发现人没了，空了，这时候已经是"火车向着韶山跑"了，早就奔上海了。到上海就落脚在上海的郊区，现在的浦东，浦东郊区农田边上有一路平房，五家人家就在那儿住下了，什么都没有，那时候户口上不去，小孩没法上学，什么都没法上。投奔了一个小工厂，那工厂也不景气，现在慢慢的这么多年来，开始扎下根来。他们还住那儿，我1998年去时还住在那儿。

　　程：时代把个人抛到那个境地里去了，没辙。

　　王：所以我认为这五家非常伟大，那时候根本没有这个意识，户口不要，什么都不要，就要出来，就要回上海、回老家。

　　程：其实你和他们的记忆都是你在贵阳的时候的，他们回上海之后经历的事情你并不了解，在这20多年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了。

　　王：对呀，就回不到记忆里去了。

　　黄：这个感觉拍出来也挺棒的，把你跟当时不一样的那个感觉拍出来。

　　程：你开始拍《冬春的日子》的时候还是讲当时的感受。跟贾樟柯和章明在家乡拍不一样，跟姜文拍《阳光灿烂的日子》、路学长拍《长大成人》讲述记忆也不一样。

　　王：我刚开始拍电影的时候还小，二十几岁，局限在自己周边的环境，还没有能力回到贵阳那个地方去拍。《冬春的日子》记载的是生命中最特殊的一段日子，爱情以黑白的色彩呈现，还有清冽的雾气，寒冷的风，让人刻骨铭心。现在条件成熟了就变成肯定要做的事情了。那一段的印象我觉得能出好几部电影。那个地方能出好几部电影。

　　程：在工厂看电影吗？

　　王：看。我们那个厂挺棒的，娱乐活动就是看电影，每星期放一场。《奇袭》，后来还有《洪湖赤卫队》、《桥》，样板戏也放过。每星期就是这么点娱乐的东西，我们穿着新衣服，拿着红樱枪。电影院是露天的，这边是山，这边是小块平地，这边是河，这边就是工厂，这边是生活区什么的。每到礼拜天从早上开始，一起来穿上衣服所有的孩子就全奔操场去。那时候我觉得大家挺讲礼貌的，你家三口就弄三口人坐的地方，你家五口人就五个，像我们家四口人就弄四个板凳。没带板凳的拿石头占好，小孩就站在那儿，一站一天，有兄弟姐妹的带点吃的来换班。到天黑了家里全搬着凳子过来了，地不平，拿着石子垫好了就看。下雨也看，下雨的时候全打着伞，后边看不着就骂。很多电影看过了还看。

　　程：你开始拍摄你的记忆。

　　王：少年、童年的记忆，可以拍好多的东西。所以我也喜欢伊朗电影。那个环境，它们的环境跟贵阳的一样，真是奇像无比。下面有一部电影就是我那时候的事情。我是小孩嘛，傻乎乎的，就喜欢在水面上玩，不知道怎么一跟头，哐当，傻了，新发的白衬衫，起来浑身湿透了。我妈那时候比较严厉，我脱了衣服就在那儿晒，不敢回家。

　　程：学画画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父母的安排？

　　王：学画我印象特别深，第一次是在我妹妹5岁的时候，我父亲和剧团去下乡劳动，我妈一个人，带我妹妹和我在厂里面特别麻烦，父亲就把我带下乡去。跟父亲一年时间在乡下。住一个小屋，底下是那种草，味道很臭，现在想像是香，那股草香很特别。我们就住在楼上。那年冬天怎么开始画画的呢？就是因为特冷。我妹妹生的时候我在北京买了一个望远镜，那时是很棒的东西，结果太冷，我要到人家烤火。我非得把崭新的望远镜跟农民家的小孩换他的小手枪。我爸看我这样子，怎么跟我解释呀？只好让我换了吧，换了有什么目的呢？就想让我跟当地的农民搞好关系。因为当地农民在地上挖一个坑烧炭，炭火盆的火特别大，特别暖和。我父亲就想有这个关系让我能去烤火，所以就换了。但是我爸既想让我烤火，又怕麻烦别人，老把我拽回家来，拽回来屋里就冷，冷得不行，怎么办？就哄我，说你现在画画就不冷了，然后就弄一个特别简单的煤油灯，让我拿个笔照着这个画，还告诉我比例等一些简单的技法。

　　程：画画还有别的目的吗？

　　王：就是画画，他觉得画画比较个人化，比较独立，跟别人没关系，因为他在京剧团，他就知道人际关系特别的麻烦。而且那时候更看不出这种戏曲(样板戏)能有什么出息，学画至少画出个齐白石什么的还卖点钱去。我开始学画画，学着学着我不想画了，他就逼着我画。

　　程：班上有没有让你出板报？

　　王：全班的板报都是我出的，包括全校的，每天都有板报，那么小就历经时代变化。有一年突然打倒"四人帮"了，然后就开始画"四人帮"，还要看图案几个人怎么摆。我学画一开始都是我爸教的。每天放学回来，只能玩半小时，其他的时间就逼着画，后来父亲还上山打柴去，自己弄炭。冬天太冷了就在家里弄个炭盆子，然后我跟他一块上山，自己扛那么几根来烧炭。我父亲的意识非常清醒，他那时候对个人崇拜，对"文革"都有意见，我的英文也是那个时候学的，那时电台有教中国人学英文的节目，英语900句什么的。

　　程：是贵州吗？

　　王：是。我们学校怪了，那么小的山区小学二年级开英语课，每个人都觉得是上海人的感觉。其实很惨，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一家一家去上海，回来之后都是"大白兔"奶糖什么的。我们家上海没人，有时候给我们点吃的就挺高兴，羡慕他们去上海。后来他们就不去上海了，没法去了，春节再去上海，人家那边条件也很艰苦，一家人住几天，也烦了。现在你再问他们，一提到回上海就不说这话了，这根就彻底断了，他们的第三代、第四代就在那儿了。我从小时候说起来这半天还没说完，确实好玩。

　　程：是好玩，这个东西是潜在的，会影响你以后的创作呀，它会带来很多东西，你写成年人的东西，怎么样去关注一个人，都跟你这些经历有关。

　　王：那时毕竟小，13岁以前的经历多好，大银幕，风一吹满山的人，占位子的在这边，不占位子在银幕背后，两边全是农民，漫山遍野，就看一部电影，风一吹，银幕晃荡着，下雨打着伞还看，奇观。如果是18~20岁，我可以马上掌握那个状态，因为那个年龄对周围现实容易掌握，你要想回去拍也容易，一下回到13岁，这种电影其实是很难拍的。

　　程：我的心都跟着你的记忆晃荡起来了。真美！

　　黄：你13岁去了武汉，武汉呆了多久？

　　王：在武汉两年。

　　程：刚到武汉什么感觉？

　　王：到武汉上学，进的是重点中学，华中工学院附中。我爸进部队以后，我妈就慢慢随部队调到华工，当老师教光学。

　　程：同学排斥你这个贵州人吗？

　　王：我没有意识，我觉得我是上海人。武汉算什么。我去上学时印象特别深，我穿的那件衣服直到上美院附中，到附中毕业都还在，我很喜欢，深灰色的四个兜，的确良的。但在人家武汉人眼里那件衣服特土，一进去，他们就用武汉话说我是乡里娃。我听明白了，乡下孩子，我说怎么叫我乡下人？有点反了。其实想想真的是乡下人，而且我进的这个班，同学全是戴着眼镜的四眼，高材生。结果第一堂课我就给他们震了。班上的人太多，没地方了，就给我搁在讲台边上，我就坐在那儿了。很幸运第一堂课是英语，第一个问题谁回答。没人，来了个新同学吗，老师就让我来回答。我起来用英文一个一个回答，一下子大家刮目相看了，乡里娃的地位提高了。

　　程：有过喜欢的女同学吗？

　　王：有个长得好看的小姑娘，在我们班侧面，只有做操的时候能够看见那个女孩。

　　程：那时候属于暗恋吗？

　　王：暗恋，我小时候就开始，我在贵阳就喜欢过一个小姑娘。

　　程：回贵阳去的时候看了她吗？

　　王：我回去了以后人家都还记得，我们班同学都记得，说你还想去看她吗？我说想去呀，在不在？说在，你最好不要去了，然后我听他们讲话的语气就好像她已经变得不是以前那个样子了。说你不要去了，我就没去。

　　程：这个年龄就是好感，小狗的爱情。

　　王：就是小狗的爱情。我相信她也肯定喜欢我。那时候我长得高，算是很帅的，班里长得清秀的。而且我是大队长、体育委员、英语课代表、语文课代表、文艺课代表。她穿的那种灰蓝灰蓝的布衣服，小领子一点点，小短发。小姑娘才八九岁，压箱底的樟脑味道，在春天的贵州的空气里面一闪而过的味道。

　　黄：那武汉这个呢？

　　王：武汉这个就距离远了，因为人家是大城市的，我乡里来的根本就没有办法接近，只能远观之。

　　程：武汉这个年龄，已经属于暗恋了。

　　王：对，不太一样，青春期了。留下来出黑板报，她是干部，也留下来。大家玩游戏：我在前面写字，往这边走拍一下肩的那种游戏，一回头大家必须在原地站着。这边我写着，知道后面走过来一个小姑娘，一下逮着赶紧让她出局，就剩我喜欢的这个我存心逮不着，老装傻，一回头人家站住，直到她过来把你眼蒙住。幸福，真的很有意思，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拍这个故事。

　　程：这种感觉拍出来非常好，但不能往《情书》上做。

　　黄：在武汉继续学画吧？

　　王：到武汉算正规一点学画了，正好那个时候78级毕业了一些人，上戏美术系的分到武汉军区话剧团几个人。我爸每个周末就大摆宴席，把他觉得不错的刚刚从美术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召到家里来吃喝，然后讲笑话，就让我坐边上，接受熏陶，然后我爸就开始办班学习。

　　黄：办美术辅导班？

　　王：礼拜天来，我爸做模特，大家来画，支架子，会画的，不太会画的全来画。谁画得好就让我跟在后面。等于一帮老师教我一个人。后来就是准备考中央美院附中。我爸去上海演戏的时候，其他老师发现了登招生消息的报纸，告诉我爸。然后把我的画弄过去，第一年年龄不够没让考，我是第二年考的。

　　程：你一个人到北京来上学？

　　王：对，我那时候15岁。我考上美院附中的时候特兴奋。出门的时候我妈说不送了，我就一个人走了。那时候我爸还在上海演戏呢。

　　程：到附中后来这几年一直是想当画家吗？

　　王：我一直没有想过当画家。我是稀里糊涂的，我不太会画，而且上戏的教法跟美院的教法不一样，其实我画画的基本功不好，他们上戏的老师会教感觉、颜色。美院教的就得画特实的。那个时候主要考虑我的颜色还可以，颜色感觉不错，估计还行，就录取了。

　　程：考电影学院是突然决定要考的还是预谋已久？

　　王：其实我就是画得不行。要转方向。

　　程：哪一年开始的？

　　王：我是快临毕业的时候，三年级，我也看了很多电影的书。到第四年快考大学的时候才发现，上一届附中已有人考进电影学院了。

　　程：你三年级的时候看什么书？

　　王：那时候怎么讲呢？我看美术书是被动的，我是别人看什么我就借过来看，比如梵高什么的，现在回想起来看不太懂，还不能完全吃透绘画的书，哲学书也是。80年代最兴西方哲学的时候，比我们大两届的那帮人的哲学基础很好，就跟着他们看看哲学。后来主动看的就是电影方面的书，电影史、电影导演方面的，这是主动的，是在美术学院别人不看的。然后慢慢的意识到这个，我想是等到四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是1984年，《黄土地》在中央工艺美院放映，一看，傻了，但是那个傻是另外一种，觉得不错，很好，中国电影没有这样的，非常震撼。可是作为学画的就没有觉得太怎么样，因为学画画那时候最流行不平衡构图，把一个东西搁在角落里，大面积空白。《黄土地》就是这样的。

　　程：跟那时候的美术潮流有一些关系。

　　王：对，那个时候何多苓画的都是这样，一片草原一片天，画画青草小狗，然后一个人搁角落里。一看觉得差不多，跟绘画比感觉有点浅薄，但是作为电影还是很震撼的。然后那个时候知道有电影学院。也是运气，1985年正好是全面招生，路学长也说喜欢，我说那就考。然后一块跟学校提出，学校说别瞎扯了，你们这个年纪当导演？回头给我们弄了一个空教室，别人都画画去了，我们两个对着镜子排小品。

　　程：学校还借给你们？

　　王：借，挺好的。我那时候还排话剧，元旦演的，轰动。《魔椅》是匈牙利一个黑色幽默的戏，到演出的时候因为我也要演角色，就让路学长帮我放人。《魔椅》里边这个人发生了这个事，那个人正好来化解，必须一环扣一环，结果放错人了，我们在台上的就开始胡演，后来问在下面看的同学看没看出来，没人看出来。真有意思。美院的都来看，是在附中演出的。

　　《复归》是后来比我们小好几届的小孩把我叫去给他们导。小姑娘演戏都很认真，演妈妈的，装老太太的，演着演着回头侧脸一看，观众离我这么近啊？人好像是竖着的感觉。一开始不知道，没有意识。因为是演日本戏，榻榻米，全坐在那儿，眼前的观众层层叠叠的，特感动。后来发表填志愿，我说第一志愿北京电影学院，第二志愿北京电影学院，第三志愿北京电影学院。

　　程：专业考得怎么样？

　　王：冒出来一个家伙，把我和路学长给吓住了，就是娄烨。考场上突然出现了小天才，磨磨唧唧的一个人，蹲在那儿，从上海来的，学画画的。考生中我们三个关系最好。考音乐，大家坐一块，就像电视节目上的，抢答。这边放出一个古典音乐，然后丢手绢，问谁回答，我们都答不出来，娄烨抱住了，回答是莫扎特的，这边放着就知道是莫扎特第几，然后再来一圈又放，他又说，莫扎特什么什么的，那天放的全是莫扎特，他全知道，给我们弄傻了。后来知道底细了，问他的，那时候他爹娄际成正在演莫扎特的话剧《上帝的宠儿》。他说他在房间里，天天听他爹放莫扎特的音乐，第几章第几章全都知道，考试正好撞上了。考完之后我印象特别深，许同均老师把我拉到一边，抓住我的手，特别紧，第一志愿电影学院，哪都别填，准备文化课，告诉你了，明白了吗？我说明白，明白。印象特别深，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

　　程：电影学院这四年你们就使劲看片子。

　　王：对，那4年因为在朱辛庄嘛。

　　程：那时候你最喜欢看谁的电影，研究谁？

　　王：费里尼，娄烨是安东尼奥尼。

　　程：那时候能理解吗？

　　王：不是特别清楚，包括安东尼奥尼。

　　程：1989年7月你毕业的时候怎么就想选择福建厂呢？

　　王：比较早的时候陈剑雨在福建厂，就游说我们，说我们的一个本子可以拍，而且正好他的女儿是我们附中同学，比我们小两届。因为我学分高，学校问过我一次要不要留校，那时候小，23岁，傻乎乎的，觉得拍电影的留校当老师不好。我的态度特含糊，23岁真留校我什么都不懂，教什么书啊。后来北影厂要，北影厂说搭一班子要两套人，其中一套有我、张锡贵、李继贤什么的，这一拨人，导摄美是齐全的。那时候还觉得挺开心，我父亲分析一下说还是应该去北影，毕竟是大厂。结果那时的厂长宋崇下来了，这个计划就泡汤了。北影厂我们没进去，就剩下八一、长春、福建3个地方了，学校让我赶紧做决定，就好像先让我挑那意思，就你学分高，我觉得福建靠海，就去了福建。

　　程：稀里糊涂就过去了？

　　王：稀里糊涂的。因为第一回没人管你了，你进社会了，从学校考到学校无所谓，反正是再进一个同样的环境，可这时候就彻底的进入社会了。

　　程：到福建厂呆了多久就走了。

　　王：福建厂是1991年去的，1990年跟张元折腾了一年《妈妈》，那时候想要做独立制片嘛。《妈妈》原来是我要导的，剧本、分镜头都是我弄的，后来《妈妈》的那个钱老来不了。我又跟娄烨弄一个电影，有一个老板说要出钱在北影厂拍商业片，让我跟娄烨合写，写之前先预支了一千块钱给我们。一千块钱，那么厚，把我们高兴坏了。

　　程：那《妈妈》是怎么退出的呢？

　　王：我跟张元商量，说这边有一个大事儿，正经有投资，可是《妈妈》的钱还没着落。张元说你先去。我说这样，咱们分配好了，我这边去，那边你先弄着，反正都是住隔壁，我这边如果先成，你就过来做摄影师。他也乐意，我说你这边成了咱们再说。后来我们这边乱七八糟的也没成，他就告诉我说开拍了，说你再回来拍吧，我觉得不好意思了，来回倒腾。那时候也是年轻幼稚。后来又折腾《中国吊扇》，跑到深圳去，也是弄钱，那时候张元拍完《妈妈》之后，还没剪，就跟我去弄《中国吊扇》。

　　程：《中国吊扇》是什么东西？。

　　王：就是一个故事片，我的剧本。那时候深圳不是很牛吗，老板投钱说给四十万就拍了，我和张元两人就跑到深圳去，见到他们的老板谈谈话，谈完话拿了两万块钱回来，筹备，筹备筹备那边就没影儿了。我说张元你还是把《妈妈》剪出来吧，弄不好是第六代的开山之作呢。就剪那个《妈妈》，剪出来了，大概就这么个过程。然后我撑不下去了，没戏拍，黄了几个事儿。我就跑到福建报道去了，厂里也在催，因为分配令到期了。

　　程：很落魄？

　　王：我估计到那儿，下了火车可能有个人接你，接你到厂里的招待所，一扔没人了。果真如此，三天三夜火车到那儿，厂里没什么人，阳光倒挺好，看门老头在那儿，把我领到招待所，一个老太太出来，上三楼门一开，行李往这儿一放，对我说，给你两个被褥，你来拿。我一看，屋子里四张大铁床，双层的。

　　程：没人？

　　王：没人，就一片片铁，很荒凉，我拿大褥子往那一放，从那开始我说我错了，一切都错了。就那时候意识到，太可怕了，太恐怖了。我那时候就下定决心了，什么行李都不能买，什么家具都不能买，就一张床，被褥刷牙杯子毛巾弄好，其他的我什么都不要。因为我知道多一样东西就多一个负担，就多一个累赘，将来想走都走不了。那时候领完工资之后250块钱肯定压在枕头下面，用来买机票，那时候回一躺北京坐联航250块钱，这个钱打死放在那儿不能动，剩下的买烟。后来还给了我一个宿舍，我拣了个沙发搁在宿舍里。在这期间折腾剧本，折腾了五个剧本，文学部的还说，这么多年福建厂从来没折腾出来这么有价值的剧本。那时资料馆的人从北京过来讲课，开座谈会，还点我名，王小帅你在那儿干嘛，怎么你还不拍戏？你们班胡雪杨在上海拍《留守女士》，上影厂还说不要他挣钱。我把这个意思跟厂长说，结果厂长表态说，我们大学生要锻练五年，我一听了，没散会呢，喝完水出去，跟人打招呼说我走了，去哪儿？我说把钥匙给你管着，回宿舍去把包一拿，走了，从此就一直没回去上班。后来拍完《冬春的日子》，要办护照的时候我回去了一次。那个小钥匙从邻居拿过来，一进去，就傻了，一切东西都出来了。

　　程：记忆回来了！

　　王：对，长条椅上，还放着脸盆，刷牙缸子差点掉下来，沙发上蒙着布，床上蒙着布，我那时买了一个九寸的黑白电视，放在那，也蒙着，墙上挂满烟盒，一个月就那点钱，知道自己每天抽完一盒烟得留几根，就是每个烟盒里面留两根不抽的，粘墙上，一没烟了马上到那找一根抽，就这样粘了一墙的烟，写了一墙的诗，还有一地的灰，我在屋里站了半天，就一直在看，一直没动，结果走到窗口一扭头看到墙上那么俩大字，我写的两个字叫"镇静"。

　　程：镇静？

　　王：就是保持镇静。我写的，我都忘了，一看这两字眼泪就全出来了。那时候剧本通不过，折腾了五个剧本，听说这个戏要拍了，我写了那么厚的申请书，想当导演，从一个联合编剧、从文学策划、从文学编辑到导演，写那么多，最后不了了之。就再等，一直等这个消息，最后开完那个会说，不让我们拍，明确表态不让我们拍。我还不跑吗？在当时那个状况，我写"镇静"两个字支撑自己。当时一看到"镇静"两个字我都蒙了，蹲地上哭半天，然后开始打扫屋子，因为要办护照，要在那儿等着。

　　程：拍《冬春的日子》的过程有多长？

　　王：《冬春的日子》拍摄很长，陆陆续续将近5个月。

　　程：钱是哪儿的？

　　王：钱是张宏涛的，我们摄影系的一个同学，他是我们这一届里比较早做生意的，开广告公司。我向他借了五万块钱，自己兜里有几千块钱。还有一个熊强，过去武汉的一个同学，他去长城广告公司了，说你困难给我发一个话。然后就拍广告，大家都帮助，还有邬迪，那时候全帮忙，一个小广告拉一帮人拍，拍完都不拿钱，把这八九万块钱省到我这儿拍这个戏。

　　程：胶片是用乐凯的？

　　王：我跟刘杰去保定弄的胶片。从北京出发到保定，在保定磕了三天胶片，从保定回北京进了家门，一分钱都没花。到了北京站之后站台票都不买就进去了，保定车多，看见任何一个往南开的车就上去，上去就呆着，两人抽着烟。很快，一两站就到了，跳下来。保定站又小，沿着火车直冲前走，不往出站口走，一直沿着铁轨走，一直到寥无人烟的地方，一扭身就出去了。刘杰家是保定的，他们家离保定车站还不远，所以还不用坐车，走路到他家里，到他家一打地铺睡觉了。睡完觉弄两部自行车，我俩骑着车就去，备好了钱奔保定乐凯胶片厂，跟他们谈好了决定中午请他们吃饭，结果中午一摆上桌子，一大桌酒肉，人家请我们，又不花钱，我们说非得花点钱，不行，人家请我们。晚上谈完回来，第二天，背着包接着用同样的方法进火车站，然后上火车，同样的方法到北京下来，骑着车回家，一分钱都没花。这样谈好了给我们胶片。

　　程：胶片和洗印没花钱？

　　王：花了，后来还是花了一点。但是不多。拍完以后，正好舒琪他们过来，看了觉得还行，舒琪建议我当时可以去香港电影节，但他说第一稿嫌长了，你先考虑考虑是不是再改，我说行，没关系的，香港就不去了。这个电影问题出了很多，丢了很多片子，然后还特怪，片子还有拍反的。齿孔在这儿，不知怎么的，一大堆片子接不上了，也有影像，曝光很正确，就是不知道怎么反了，扔了一堆。每个星期天拍完戏，我就去洗印厂，洗出片子我就开始看底片。有一天突然一团黢黑，全场停电，给我蒙了，我到洗片槽拉也拉不出来，整个机器煮在里面，然后说算了算了等着吧，等亮灯了，我就记那个片号，等到45分钟过去，估计又进一批，结果又一次停电，一共停了两次，工人在那儿哈哈笑，说百年不遇，你碰上了两次。后来再也没停过电。有一天我到车间，远处如山一般堆了一堆胶片，只有我在洗啊！怎么堆在地上了？我过去一看片子裂了，35毫米变成16的了，中间一道裂开了，全都堆在地上，真是绝望极了。这个教训算是最难忘，挺诡异的。

　　程：最后拿奖有一些回收？

　　王：回收最大的就是在希腊，有一个金亚历山大奖，五万块美金的奖金。就是说本儿回来了。《冬春的日子》的经历太惨重了，就想赶快再拍一个东西吧。听说齐力的事，再加上那时候心情挺沮丧，跟舒琪借了点钱。拍完没钱了，就搁那儿一直没弄。后来就拍了《扁担·姑娘》。

　　程：《极度寒冷》和《扁担·姑娘》交叉做的？

　　王：《扁担·姑娘》拍完了，审片子审了3年，无穷无尽地等。我就决定做《极度寒冷》。1月份去的，只有一个月的时间让我剪。怎么弄啊，3年多了，全在香港冲印的，我一盒样片都没看过。2月份鹿特丹电影节就开始。我在香港的7天就是看片子，几年没看，丢了好多，不管了，先赶快运到荷兰。到那儿，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开始看片，一边摇一边对，一直到把声音弄完。音乐也是现找的，没钱，也是属于电影节资助的基金。紧接着是台本，再拷贝，再混声，包括英语字幕出来，放映的时候片子都是烫的！特别仓促，等于是一遍过。所以头两个片子对我是很特殊的一个经历。是那种极度状态下的经历。

　　程：紧张？

　　王：匆忙、紧张，不是特踏实的那种。

　　程：不是特别自如的状况。

　　王：没错，所以从感情上，从很多现在还能透露出来的那些跟自己直接相关的情感上，我觉得是很珍贵的，其他的就不用说了，技术、管理制片就不说了。

　　王：《扁担·姑娘》也不正常，我前面拍片子的经历都不正常，剧本审了那么长时间，等开拍大概又等了半年多。原计划7月份开拍，因为写的是夏天，原来叫《炎热的城市》，准备到武汉拍夏天涨水的镜头。4月份我们就准备好了，5月份一切就绪，大家在"仿清楼"呆着，7月份过去没信，8月份过去了没信，9月份过去了还没信！一直到将近10月份才给了个信，赶快走，夏天一点都没有了，整个的气氛全部变掉，就你要的感觉全消失了。之后就是3年，发行也没有做，最后还是去了戛纳。

　　程：《梦幻田园》呢？

　　王：北影厂有一个新的工程想要投资给年轻人，再找我，我也觉得挺好的。根据他的成本，就决定弄这个东西。后来的影片跟初衷有差距，原来是比较黑色的，比较荒诞的，要变成正常的片子。那个时候我也觉得走就走吧，很正常的也未尝不可，我就走一个，如果好了，我真的就好了，所谓的好了就是在地面上好了，也行，我也乐意好好的去把这个制片环境调整好。通过也很顺利，电影局、电影厂都觉得不错，可是发行不上它，还是不做，还是不推，一批片子都没有做，光管拍，拍完就完了，剩下就不知道了，什么宣传、推销最后就没有了。

　　程：《十七岁的单车》是跟台湾的焦雄屏合作的。

　　王：对，跟她合作，她是影评人出身。我一直在试图和力图改善制片的环境，各个环节的衔接我觉得基本上做得还是不错的。

　　程：这才缓过气来？

　　王：就算是，这口气必须顶下来，大家把这个环节全部弄好，焦雄屏处理得也还好，创作上也没有压力，跟她合作没有什么左思右盼，有一点像《极度寒冷》，那个创意是自由的，只不过在《十七岁的单车》上改变了制片的环节。我在《极度寒冷》和《冬春的日子》的时候创意是自由的，但是制片的环节是不完善的，到《十七岁的单车》之后，能够维持比较好的原始创意，或者是人家鼓励你一些东西，然后再调整一些你的制片环节，包括前期策划和后期，还有到后面的行销都很到位。

　　程：《十七岁的单车》对你意味着什么？

　　王：这是我的一个梦想，什么梦想呢？倒不是说我要追求什么样的一种格式，反过来我是追求一个在我眼里最良性的操作环节，是我能够在心情最放松的创作环境中工作的理想，变成追求这个了，实际上也做到了。《十七岁的单车》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充分的作品，没有什么压力，没有中间出现问题的状况点，是最稳当的。我现在比较轻松也比较知道我不急于做什么，应该要做什么，这是一个最清晰的状态。很多年了，坑坑洼洼，乱七八糟。

　　程：对电影语言的追求呢？

　　王：我主张随着我脑子里的故事情节主动地和有意识地去控制节奏，因为有长镜头理论，有跳切，有很多很多"语言"的东西存在，我觉得我不想再做那些东西，我只想完成这个，我现在想要的节奏。我有一个想要讲的故事，我把它顺下来，能把其他环境改善好，这是我想要的。并不是说我现在还有一个环境，需要我去追求电影的一种流派和风格，我不想做这个东西，包括《冬春的日子》到现在。我觉得就是要用一个心理上最舒服的节奏去完成电影，这是我要做的，至少目前《十七岁的单车》就是这样。

　　黄：就是希望自己在心态上、操作上趋向一种自由和轻松。

　　王：自由、轻松和平和，就是这样。我觉得需要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可能会在某一瞬间里达到非常好，就是说很自由的，很像呼吸一样的节奏，随着你故事节奏走的时候，在调度和场面中还能透露出一些其他风味的东西。这个东西让人不知不觉感觉到，你有一种节奏，但是又不知不觉被你的节奏吸引，而不是被故事吸引，就是这样一种东西，这个很微妙，突然在某一个环节上，一下解决得非常漂亮。

　　程：青春的故事总有些许的残酷意味，你自己对《十七岁的单车》是一个什么评价？

　　王：我自己觉得它巧妙。我一开始的印象是自行车变了，怎么变了呢？就是说以前对自行车特崇尚，后来我发现变了，你现在出去往往是开车走了，如果哥们说骑车回去，这个就不对了，整个停滞了。一个家庭的整个背景还是停在自行车上，以前是进步的象征，现在就是停滞了，家里有房子，有电脑，有汽车才是好的，有自行车反过来就变成寒酸了，没混好才骑车呢。构思的时候有这方面的原因，这里面自行车的功能就变了。老百姓里面，大部分的人还骑车。还有一部分也变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有的自行车已经不带功能性质了，自行车越来越花哨，越来越漂亮了，有一部分年轻人骑车就是玩儿了，所以它这个价值观也在变化。我觉得，原来的故事可能就是通过找车反应社会现实，我觉得单一，现在出来这么一个人，就变成把这两种价值观念平衡地放在电影里面，来透露整个社会背景。

　　程：也就是说透露变化中的中国的信息。

　　黄：你觉得你的哪部影片更重要？

　　王：我觉得可能两头比较重要，《冬春的日子》和《十七岁的单车》对我来说比较重要。

　　4月4日，《青年电影手册》主编程青松受《新民周刊》之邀，与王小帅导演就《闯入者》进行了对谈。

　　程青松：《闯入者》是小帅导演涉及到贵州三线建设背景的最后一部电影，当然，这不是一部关于三线建设的电影，而是卷入三线建设运动的那些人的历史后遗症,《闯入者》的主角一位老年女性，我觉得经历了《青红》、《我11》，到《闯入者》，算是你关于三线建设的“生命三部曲”的完结篇。

　　王小帅：从《青红》拍完到《我11》拍完，我心上一块石头落地了。从影像的年代感来说，要重现60年代、70年代、80年代，非常难，我咬着牙就把它做回去了。可《闯入者》是隐藏的三线背景。整个故事发生在当代，几乎都没有回到过去。三线建设不像文革，或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形成定论。在当时的建设背景里它是军事机密，从它结束到现在，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地给淡化掉了，被掩埋了。《闯入者》的老邓是整个新中国历史的一个很典型的经历者，那场运动，一直影响到她现在的生活。

　　《闯入者》是和当下联系在一块的。我用当下的状态来追溯那个运动给人们造成了一个多大的影响。故事发生在当下，我去拍不需要再费力的复原，老邓通过一个火车的运行就直接可以回到过去，因为三线那些遗留的厂址还在，就等于说现在和过去的时空是对接的，在同一个纬度和时间点碰撞到一起。

　　我之所以要拍《闯入者》，是我突然意识到，经历过那些事的父辈老了，甚至有很多人都不在了。我需要从这个角度来给他们一些关照，《青红》是青年的，是我这一辈的，《我11》小孩子的视角也有了。所以我在做《闯入者》的时候，一方面是做老太太一个人的，现在的生活一团遭，而过去“不择手段”换来的生活其实并没有像理想中那么好，那么这一切从何而来？

　　同时，这一代人，我发现他们是在那样的时代中里面丧失了自我，在老的时候，在面对现实困境的时候，她拼命去寻找，这种寻找是一种挣扎，这一代的中国人是非常典型的，其实过去是没有的，可能以后也没有了，他们这一代就一消失就没有了，因为后面的就是70年代、60年代慢慢的成长起来，经历的不一样了，2000以后出生的一代人就更不一样了。他们是一个完整的新中国的经历者，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必要把他们生命的现状和他经历的事情结合起来。

　　程青松：他们带着很重的历史包袱。她的记忆似乎是沉睡的，因为一个骚扰电话，不断打搅她，把她拽回梦魇一般的记忆之中。

　　他们带着历史遗留给他们的枷锁，找不到解决的途径。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看到有很多“伤痕电影”和“反思电影”，包括谢晋导演的《芙蓉镇》，大部分是写历史动荡时期的受难者的悲惨遭遇，以及他们在那个年代的青春丧失的故事。

　　那么进入到个人当中，把个人作为在历史的事件当中应该承担的东西，没有去进行过忏悔和拷问。《闯入者》做到了。我把它称为中国版的《朗读者》。老邓为了自己一家人回到北京，检举揭发了邻居兼工友，导致那一家人经历了更为悲惨的生活。但通过一个“作恶者”的角度来写非常有力量。但是没有简单的批判她，而是把她作为一个人放到她的历史或者现实的困境上去写她。有一场戏是吕中老师演的老邓在大街上，想哭，又强忍着，一个70多岁的老人在偌大的北京突然感觉无家可归，特别有冲击力。

　　所以当她再回到那个厂区的时候，用她的主观镜头扫过那个街区，扫过那个厂区，那个时候，你都会觉得她回到那，其实家也没了，这种感觉很强烈。这个电影展现的是一个“作恶者”的心路历程。

　　王小帅：我们都是作为一个个体的生命，存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或者社会里，大环境里。当大环境形成一个趋势或者浪潮的时候，看似好像都是一个洪流，实际上，每一个都是一颗沙粒，每一个个体组成的。

　　程青松：个体还是可以做选择的，可以不伤害别人。

　　王小帅：实际上，吕中开始的时候也不敢演，她觉得这是一个坏人，伤害过别人，但是她再看剧本，发现其实不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有底线的，这就是对生命的本体的关照。从个体的生命的角度进去，从现实生活里过度到历史阶段里，它都是成立的。她为了她的家庭，基于一个自私的原则去伤害他人的时候，也是为了获取个体的基本尊严。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她的这个出卖和伤害有很复杂的信息在里面，所以吕中觉得还是可以演，因为她毕竟不是坏人，她本身是受害者，历经这么多年，可能埋在她心里面的内疚，一开始可能是被现实生活遮蔽掉，直到被一个闯入者唤醒。面对当下这个社会，我们以为过去了，我们曾经被那个叫做“忘记过去朝前看”的声音引领着，有这么一个大旗，我们就可以隔断历史，屏蔽历史，什么都不去面对。

　　《闯入者》里面，这个老太太，也是一个觉醒者，她也是下意识是一个个体的觉醒者，她到最后受不了了，觉得鬼怪都要来了，最后还求鬼怪不要伤害她的孩子。

　　一个民族历经这么长时间，始终不愿意面对和反思，其结果就和她一样，旧债没有还，又填新愁。

　　程青松：老邓这个人物在中国的银幕上形象上是立起来了。我曾经听谢飞老师也说过，他们第四代欠一部关于文革的电影，他们这一代其实是真正经历者，但他们很少触及这个题材。

　　王小帅：这就是遮蔽。你有一个距离后，你会有观察，老邓那代人为什么会那样想问题，为什么跟这个时代脱节，你在旁观的时候，你会分析。他们是自我屏蔽了，因为他们在里面，就不会看到自己。

　　程青松：我父母的生活方式和老邓一样。比如要定期看新闻联播，他们的生活方式是那个年代已经给他们界定了的，《闯入者》里面触及了很多这样的生活状态，这种文本价值就很重要。

　　王小帅：是的，当个体觉醒以后，她会反思自己的生活。当然这个社会大部分人是随波逐流的，只有个别人有意识觉醒。《闯入者》里面的老邓下意识的通过这种恐惧，激活了她的个人意识，于是她想自救。个体意识的觉醒是很重要的，我们父辈是没有自我的，说“我是谁”，他们是不敢说的，他们说得最多的往往是孙子，孩子，单位，领导，国家，社会。“我”是没有的，那个时代的人，不敢说“我”。在这样的情况下经过一生，到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慢慢的开始觉醒。

　　程青松：《闯入者》里，老邓最后要去赎罪，回去道歉，在她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的过程中，她有了个体的承担。我们历史罪责不能只责难发起者，还要强调个人的承担。

　　中国人敬鬼神，有这个意识，老邓是害怕的，她心里有鬼，骚扰电话不停打来，在她终于明白缘由的时候，她开始感觉不踏实，她会追溯她的过去。

　　王小帅：个人是需要困惑的，而且是必须的。现在某一种困惑和打击，对年轻人也好，对某些人也好，是一个对脑细胞的重新激活，我们生活在麻木之中太久了，它就像缺乏运动一样，脑细胞会瘫痪。

　　程青松：需要新的启蒙。

　　王小帅：我觉得现在的影像，广告，很多都是退化的过程，颜色鲜艳，很夸张。这其实对脑细胞是一种伤害，这是很悲剧性的，而困惑会刺激脑细胞思考怎么会这样，你就会考虑问题。目前从大的趋势上，我觉得是需要悲剧的，当民众都不需要悲剧，就危险了，就像过去，所有的运动都是这么产生的。因为没有悲剧的刺激思考的话，在一片娱乐里，人很容易被洗脑。所以悲剧还是需要的，虽然它不能带来票房，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程青松：我相信老邓这一代人和我们这一代人看过都会有触动。老邓回到贵州和那些同学聚会，他们都成为了老人，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精神生活真是太少了，他们已经被边远化了，几乎没有人关注到他们。很多人以为这只是写空巢老人，其实不是，这是一个精神世界的中国人。

　　王小帅：《闯入者》并不晦涩，它很具体，它有具体的疼痛，具体的烦恼，具体的细节，大概是前50分钟，在具体的事件没有出来的时候，观众会寻找，这个寻找是和主人公的失落状态是一致的。

　　程青松：她的生命状态。

　　王小帅：对，她之所以出现这么一个生命状态，这不是空穴来风，这是一个长时间的积累造就的，一个人格的成立一定是跟她的过去相连的。所以老邓那一代人的整个成长过程，是脱离不掉整个社会形态的变化过程的，所以她冲到自己儿子家里，给他们做饭，她觉得理所当然。

　　程青松：她觉得进入你的生活是对的，但是没想到每个人也有自己的生活。过去连居委会都可以干涉你的恋爱，婚姻，全部都可以。

　　王小帅：对，就是自我被消除以后，你就在这一锅粥里，不会有反思。《闯入者》其实是跟当下结合的，当下也是一样，只是转了一个形态，现在的形式是变成物质的了。突然之间整一代人就“醒过来”了，不是个人意识的觉醒，是一个生活方式的觉醒，以前不可以有房子、车子，我现在可以有了，于是大家就拿物质来获取安全感，这个社会又进入到了另一种无意识的状态。所以这个现实意义还是存在的。

　　程青松：当人变成消费的动物之后，又出现了为生存不择手段的状态，坑蒙拐骗，假货等等。为了得到自己的利益，责任是没有的。《闯入者》完全是可以和当下对话的，整个空间也是现实的，但是现实和过去是连接在一起的，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我反而觉得，这部作品是最饱满的，它的历史感特别强烈。

　　王小帅：这些东西都是值得去强烈思考的。当我们被另外一个物质和“神灵”左右的时候，一样是对个体的一种伤害。比如说我是要什么样的生活，我是不是脱离这个环境，我是不是能够有自己的精神世界，这一切是不是都要拿过来思考。

　　程青松：吕中在《闯入者》中的表演，我认为是她最好的一次。为什么？这里面她个人的部分和人物融和得特别成功，她老年的那种状态，就像她在那个工厂工作过一样。这个就是个体的表演，就是演员的私人的那部分都在做呈现。她跟那个小孩躺在床上的那一段，她无意中觉得温暖，又去摸自己的手臂，她其实是需要乎呵护的，她像一个婴儿一样，也需要呵护。这个电影里面讲到了他们这一代人其实是需要我们呵护的。

　　王小帅：对，他们内心十分脆弱，内心压抑的东西需要被抚摸，这透射过来的其实就是每个人都是脆弱的。

　　程青松：她看起来很强悍，在每个儿子家里横冲直撞。但她个人其实是特别需要被呵护的，甚至她对她的母亲，她发的那个脾气也是在自说自话，自己也有一天可能这样。这个人物是需要被关怀的，其实也就是我们的记忆，我们走来的历程，我们要对它们进行一个梳理。在现在的社会当中，没有这样的电影。

　　《闯入者》深入到老邓的精神世界里去了，这个精神世界不是她一个人的，她是整个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的一个现象。

　　王小帅：而且那个小孩也变成模糊的了。

　　程青松：历史的恶果，历史的幽灵。

　　王小帅：对，他实际上就变成一个拷问者，他既具象，又抽象，他从一个肉体的存在到精神上的存在，一切过去你想忘，他这个心魔在，你想抹是抹不去的。

　　程青松：历史的一枚苦果。

　　王小帅：就现在来说，一切都随波逐流。我们这个电影也是个拷问者，我不应该在这个社会里再随波逐流，你这么数着钱，然后把精神垃圾扔到这个社会里，也是犯罪，跟老邓一样的。所以当每个人警觉的时候，你就会释放出能量，大的群体就会有更多的觉醒。

　　程青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闯入者》是五一电影档期的闯入者。我们期待观众能走进电影院，去观照那些无法安宁的灵魂。